来源:投资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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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无所有”王健林,也难逃市场无情。
作者 | 笔锋
“一无所有”王健林,也难逃市场无情。
“我曾经问个不休,你何时跟我走,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”
这句歌词,曾被王健林在万达年会上,以一首《一无所有》唱出了心中的豪情壮志。
那时的万达正如日中天,无人能及。王健林的商业帝国,在国内外声名显赫,他的每一步棋,似乎都预示着更大的成功。
然而,世事难料,市场风云变幻莫测。如今这歌词,似乎成了万达商管现状的写照。
380亿的对赌压力,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随时可能落下;而那600亿的救急资金,本应是万达的救命稻草,虽已谈妥,却迟迟未能到位,如同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。
彼时,王健林的自救之路,似乎又唱响了这首《一无所有》。但那时的歌声里充满了豪情壮志。而如今,他的歌声里却多了几分沉重与无奈。
从“一无所有”起点,到万达帝国的辉煌,再到今天的困境,王健林的人生轨迹,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起点。
一
380亿的对赌协议
万达商管面临的困境,并非一朝一夕形成。
万达商管,作为万达集团的顶梁柱,曾是集团扩张的引擎。但在2019年,万达集团痛定思痛,决定来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。
他们把万达商管推上了前台,要它轻装上阵,聚焦商业运营,而把那些沉重的地产包袱丢给了母公司。
万达商管的新使命,是成为轻资产模式的急先锋。
这一步,现在看来,是万达为了适应市场变化,为了更灵活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但转型并非易事,它需要资金,需要时间,更需要市场的配合。
轻资产转型,听起来高大上,实则也是无奈之举。万达商管想通过输出品牌、管理,摆脱对重资产的依赖。可转型哪是那么容易,需要资金支持啊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万达商管的380亿对赌协议,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
这份协议,是万达在港股退市时与投资者签订的,它要求万达商管必须在2023年底前实现上市,否则就得掏天价赔偿。
这个协议,就像是给万达商管加了个倒计时,逼着他们必须快速行动,让万达商管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紧迫感。
面对这样的生死局,万达商管没有退缩的余地,只能迎难而上。但现实是,上市并非易事,万达商管需要大量资金来推动转型,同时也得应对日常运营的成本。
为了不被压垮,万达商管被迫忍痛割爱,开始了“瘦身”之路,把家底一点点变卖,换取宝贵的现金流,以求一线生机。
这笔对赌协议,就像一把双刃剑,既是万达商管转型的动力,也是巨大的压力。
它迫使万达商管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,必须迅速提升业绩,以满足上市的要求。
二
600亿“救命钱”悬而未决
万达商管的处境,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紧张而复杂。
为摆脱对赌协议的压力,万达商管只能硬着头皮和太盟等投资者坐上谈判桌,谈下了一份“以股权换资金”的协议。
这份协议的签订,原本是为了通过600亿资金的注入,缓解万达商管燃眉之急。
但现实,却远未如预期那般顺利。原定于二季度到账的600亿资金,至今尚未见到踪影。钱不到位,万达商管再多的计划,都是纸上谈兵。
更糟糕的是,万达商管所持的大连新达盟全部162亿股权,在6月底遭遇了今年的第四次冻结。
这对于一家年初刚刚成立、注册资本高达162.07亿的公司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
大连新达盟的成立,是万达商管转型战略的关键一环,背后汇聚了太盟投资集团、阿布扎比投资局、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和中信资本等多方资本大佬的支持。
它们共同为万达提供了600亿的资金支持,这在当时被视为万达的“救命钱”。
在此背景下,太盟投资集团(PAG)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,它不仅是万达商管的投资者之一,还成功吸引了两大中东财团加入,共同签署了600亿元的战略协议。
只不过,中东财团的投资态度,让人捏了一把汗。
虽然外界总觉得中东的资金雄厚,投资起来应该大手大脚,但实际上,他们对投资房地产市场非常谨慎,对项目的考量细致入微,不会轻易就下注。
太盟原本计划筹集的90亿美元,结果只完成了大约一半,也就是40亿美元。
这一结果表明,尽管太盟在地产投资领域经验丰富,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投资者情绪下,筹资的难度仍然不容小觑。
为了规避资金风险,万达商管也不是没想办法,他们采取了将股权抵押给银行的措施,想着万一钱真到不了账,还有个退路,以备不时之需。
但即便如此,最关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,那笔至关重要的600亿资金,至今还在途中,尚未到账。
这一点从工商资料上也得到了反映,大连新达盟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名单依旧原封未动,万达商管仍旧牢牢控制着99.9%的股权。
至于这600亿的资金何时能到,现在谁也说不准,这让万达商管的处境更尴尬了
王健林虽然通过出售资产换得了一定的现金,但面对不断的压力和挑战,万达商管是否能够渡过难关,还是一个未知数。
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,万达商管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。
三
卖卖卖,万达的无奈之举
市场不相信眼泪,只看结果。
从万达电影到万达广场,再到北京总部大楼,王健林“卖卖卖”的脚步从未停歇。
这并非万达主动的选择,而是面对债务危机和现金流紧张的无奈之举。面对严峻的资金压力,万达商管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资产出售措施。
去年下半年以来,万达商管已经累计出售了超过20座万达广场,其中包括位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优质项目。
4月份,万达商管更是宣布将从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中退出,新华保险和中金资本成为新的股东。
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万达总部所在地的开发商,这一举措在外界看来,无疑是万达在自救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牺牲。
万达广场,这些遍布全国的商业综合体,曾是万达商管的骄傲。
它们的出售,不仅影响了万达商管的资产规模,也触动了无数商户和合作伙伴的利益。每一次广场的易手,都是对万达品牌影响力的一次削弱。
而北京总部大楼的出售,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
这座大楼,不仅是万达集团的神经中枢,也是王健林商业帝国的象征。它的出售,无疑是万达在财务压力下做出的艰难决定。
这些资产,曾是万达的骄傲,是万达版图扩张的见证。如今,它们变成了万达商管自救的筹码,变成了现金流的来源,正在被逐一摆上货架。
这种无奈之举,背后是万达商管面临的严峻现实:债务的重压、现金流的紧张、对赌协议的紧迫。
万达商管需要资金,需要时间,更需要市场的理解和支持。
这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负债,但也意味着企业将失去对项目的控制权,盈利能力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。
600亿救急资金的迟到,股权冻结的枷锁,资产的连续出售,债务的重压,万达的自救之路,充满了艰辛与挑战。
但正如那句歌词所唱,“我要给你我的追求,还有我的自由”,王健林的自救之路,不仅是对万达的救赎,更是对自我的超越。
万达的未来,是逆风飞翔,还是沉沦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